金融生态已经成为陕西金融业大发展的重要支撑

行政处罚旨在促使违法行为人不再犯，首先意味着违法行为人认可处罚决定，其次意味着其实施相关行为时能够守法。

国家的法律决策须经过该民族集团的代表机关再贯彻落实到其个体成员身上。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

这是因为，任何成功的宪制国家，必定国家认同良好、国内族群和谐、社会稳定。这一命运共同体有着56个民族共同奋斗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宏伟目标也随着2018年宪法修正案，转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国家目标条款（现行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现有的国家研究尤其是我国社会科学中涉及国家问题的学科，往往将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对立起来，并以‘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判断去否定今天的中国也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事实。不仅如此，现行宪法和法律关于民族两个层次含义的规定，至少也蕴含着如下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宣示了二者之间的正包含关系，即中华民族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等56个民族的总和。（三）中国民族-国家之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向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入宪，从宪法高度确立了中国是‘中华民族的政治组织形式。

作者：沈寿文（1974-），男，福建诏安人，法学博士，吉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暨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内涵：法律文本中的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 准确界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宪制内涵，首先必须准确理解中文民族一词在法律上的指称。对于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的分析，see Karl Loewenstein, The Demise of the French Constitution of 1875,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34, No.5, 1940, pp.867-895.第三共和国之前法国知识分子对大革命的反思，参见王加丰：1800-1870年间法国社会思潮的冲突与整合，《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82-223页。

[44]此外，比起社会实在的证明，涂尔干的社会理论更像是一种基于社会团结的信条理念。通过欧陆典型国家的政治实践，团结语词的制度成果包括战后宪法普遍所言的团结价值以及各主要国家社会团结的经济制度与现行立法。正如前述，由于长久处于社会连带法学这一术语的遮蔽之下，本应成为理解狄骥公法思想关键概念的团结迄今为止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从而未能很好地与同时代思想境况进行对接。由于每卷篇幅过长，出版社不得不将每卷拆成两本书出版。

[25]1905—1926年间，佩施完成了煌煌巨著《经济学教学指导》（Lehrbuch der Nationalökonomie），他的团结经济思想贯穿了这五卷本的经济学教科书。[5]超越意识形态的藩篱，在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话语之外，虽然团结语词自身包含了层次丰富的脉络，但是不同历史阶段团结语词的各种变体对于世俗国家的日常政治至少持有两个共同的基本目标与关怀：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保护弱势者、要求资本主义国家转化为福利国家。

同时期在法国，社会团结经济自第三共和国时期起成为了一波时代运动，包括成立合作企业、互助保险组织以及基金会，来帮助普通民众乃至社会弱势者，其中很多社会政策落成具体立法，如在1893年立法实现免费医疗援助、1898年立法强制工伤赔偿、1901年立法认可权以及1905年通过立法启动对残障人士与年老居民的援助项目。从价值取向上说，旨在优先考虑社会盈利能力而非纯粹利润收益的经济活动，也因此形成了社会团结经济实体，有别于传统的公私两分经济主体。在狄骥同时代的法学家中，在图卢兹大学任教、奠基法国现代行政法的莫里斯·豪里乌（Maurice Hauriou）亦深受社会学影响，并且与狄骥在一系列社会团结公法理论的前提问题上立场一致。罗马尼亚1991年宪法第41条也体现了政治上的人民与宪法上的公民的双重团结：国家建立在罗马尼亚人民的团结和公民的团结基础上。

[54]布儒昂历任第三共和国内务部长、司法部长、总理、外交部长以及国民参议院议长，在这样的职业生涯中，他积极促进社会责任立法，包括对富人课重税以支持穷人，还以团结的理念参与欧陆大国外交，发展并实践了国际团结。[51]对于如是战争所带来的对整个欧洲社会以及其中个体的影响，在一战中失去了一个儿子并且在战地医院工作过的狄骥想必深有体会。这一原则包含两个方面的指引：一是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二是欧洲公民之间的关系。团结主义经济思想关注制度进程、社会规范和行为、经济决策的历史和演变背景、对经济假设的经验支持，以及承认伦理问题是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

[63]1945年法国设立国民团结税（National Solidarity Tax）以协助国家度过危机，暂时的税种来源有两个：一般的累进财产税和战争期间财产增长税。[46] 第二，狄骥学说发展和成熟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而第三共和国自身不稳定的宪制结构促使法国知识界继续反思大革命的精神与制度遗产。

[11]同时，为了保持研究视野的完整，本文在比较二战后各国关于团结的宪法表达部分时涉及了更多的欧陆国家。[48]See Cécile Laborde, Pluralist Thought and the State in Britain and France 1900-25,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p.114. [49]See Jones, supra note [46], p.56. [50]See Pierre Purseigl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0, No.2, 2014, p.254. [51]Ibid., pp.249, 256-257. [52]二战期间对狄骥的一个典型批评，see W. Y. Elliott, The Pragmatic Revolt in Politics,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2, No.1, p.3. [53]See Manlio Cinalliand Carlode Nuzzo, France, in Veronica Federico and Christian Lahusen (eds.), supra note [11], p.55.这里所谓激进派主要指社会党。

在狄骥思想体系里，团结语词意味着社会团结的事实（de facto），要求国家成为通过自身制度和决策提供公共服务的源头。不仅如此，欧盟条约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主要体现在具体产品，尤其是能源产品的供应出现障碍时（第122条）以及在成员国是恐怖袭击的目标，或者成为自然或人为灾难的受害方（第194条）。狄骥不仅希望通过实证经验发现社会，而且希望在此基础上达成一种新的对国家本质的理解。[26] 促使佩施提出团结经济的现实背景正是资本主义进入工业化大生产后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一旦人及其从事生产的努力被减等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目的与价值就会倒置，长此以往则会引发社会失范乃至政治混乱。不仅如此，在下文我们即将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世界历史境况的转移，团结主义还发展出了新的法律与经济结合的社会制度：社会团结经济。

有研究认为，当时出现的上述内在统一表述意味着，宪法草案从个人归顺集体关系的角度，将国家统一意义上的团结原则植入了未来统一德国的宪法秩序，也代表了宪法道德化的要求。我国学者此前较为关注国民团结。

1958年，法国设立社会行动基金（Social Action Fund）以提供教育（尤其是语言教育）和住房援助。因此本文回答的研究问题是：团结语词在欧陆思潮中出现时的样貌如何？随着时间演进，这一价值落成了什么规范制度？随后这一规范表达又如何延伸进战后宪法与欧洲一体化的公法表达？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采取的主要研究进路是将法律概念本身视为语词，由此成为连接思想史和法律文本的分析线索，具体研究方法包括思想史方法和法律的情境分析方法（law in context）。

[38]但是对国家中统治者如何获得合法性，狄骥却语焉不详，仅提到统治者是社会团结现实中强于其他的个人或群体，并且有能力通过物质手段将自身意志施加于人。[74] 三、结论 思想启迪是制度更新的先声。

[4]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除了一以贯之的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社会民主主义意义上的团结语词还直接参与了20世纪八十年代波兰反对苏联的团结工会（Solidarno#347;é）运动。社会团结经济尤其强调社会团结原则指导下社会法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以及对于弱势个体的救助。[15]另有研究认为，法国社会团结的哲学思想可以追溯至福耶（Alfred Fouillée, 1838年10月18日—1912年6月16日），理由是福耶相对较早地阐发了团结思想的基础要素。[22]所以，自从于社会学起源之处出现，团结语词不仅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被动反映，而且是为卢梭以来契约国家理论在现实中的失败提供替代方案。

[39]这不仅暗示狄骥与契约论保持了理论距离，还体现了他思想的经验意识。[37]于是在狄骥的社会团结公法学说中，公权力变成了公共服务，法治国替代了行政行为，国家功能取代了主权者意志：经由社会团结这一概念，狄骥完成了对一元论国家学说的改造，这也是从政治拯救国家的一次理论尝试。

[13]19、20世纪之交，团结语词在欧陆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流行期，并且成为无政府个人主义以及卢梭式公社主义之外有效的另一种选择。直至战后欧盟之父法国人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将团结原则写入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序言当中，欧洲团结原则才正式在欧洲语境下获得了现代含义。

团结本身就是欧洲社会运转以及欧洲成为世界一部分的途径。冷战背景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复苏，属于西方阵营的欧洲国家大多在1945—1970年间经历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蓬勃发展，团结成为左翼政党的政治口号，具体的政策目标包括国家干预与福利国家。

2022年初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是更团结加入奥林匹克格言之后的首届冬奥会。欧盟公民层面的团结原则具体措施体现出强烈的社会团结价值，其核心制度为社会权利的保障与实现。[32] （二）成为公法语词：团结语词的规范性之始 团结语词在公法上获得规范性，或者说具有公法意义，是通过莱翁·狄骥（Leon Duguit）的国家学说实现的。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启迪法律制度的团结思想来源，本文出于时代限定选择经典社会理论与天主教社会教育，其中团结语词的核心表达为社会团结。

在风起云涌的欧陆社会主义运动背景下，团结思想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成功影响了激进派，从而直接影响了官方社会政策的制定，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第三共和国的杰出政治家莱昂·布儒昂（Léon Bourgeois）。欧洲公法 导论：为什么是此刻，为什么是团结? 语词是知识的线索，是在不同时空复现的话语符号，是穿梭在思想和制度之间绵长的针脚。

[8]See Andrea Biondi et al.,Introduction:European Solidarity-What Now?in Andrea Biondi et al. (eds.),Solidarity in EU Law ,Cheltenham:Edward Elgar Press,2018,p.1. [9]参见杨国栋：法律视野下的欧盟团结原则——兼论欧盟及成员国防疫纾困措施的合法性，《欧洲研究》2022年第3期，第62-86页。国家经历战争的历史必然也是为了国民存续而互相依存的历史。

而后这一语词进入公法理论，成为具有规范性的概念。换言之，政体形式无法决定整个社会的性质。